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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，中國第一屆力學會議上，一位來自東北工學院年僅32歲的青年學者，大膽假設，縝密論證，給出了線性控制系統穩定性的新代數判據，成果令錢學森、華羅庚等學界巨擘拍案叫好，他就是謝緒愷。

復旦大學1959年出版的《一般力學》中，將這個成果命名為“謝緒愷判據”，國際控制學界第一次出現了以中國人名字命名的研究成果。

正當謝緒愷在學術道路上意氣風發地急行軍時，卻從一顆前途不可限量的冉冉新星，被打成在昌圖農村改造的右派分子。在常人看來，這無異于遭遇了人生的“滑鐵盧”。

“1957年，我在農村親眼目睹了吃不飽、穿不暖的農民像牛馬一樣辛勤勞作，卻無絲毫怨言，再回想自己用一個假期就能賺到近3000元的稿費，心里還覺得不夠……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，開始正確地認識自己，并決心破除名韁利鎖，俯下身子扎根東大，做點回報學校、回報國家的事情。”談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轉折點，謝緒愷充滿了感慨之情。

在接下來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中，謝緒愷以對學校最深沉的愛，對學生最虔誠的敬畏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中。橫跨自控系、數學系，涵蓋本科生、研究生的近20門課程，他給數萬名學子留下汗濕衣襟的背影。這位溫和而堅定的老人說，就像大樹離不開泥土，自己離不開學校和學生。

“他為我們講的第一堂課是拉普拉斯變換，一下把所有學生都給鎮住了。課后答疑時，不管被多少學生重重包圍，不管問題有多難，謝老師都能對答如流，我們發自內心地佩服他！”原沈陽市人大副主任、東北大學校友宋鐵瑜是謝緒愷的學生，回憶起當年上課的情景，他仍然感到歷歷在目。

1970年，停課搞運動的學生在路上偷偷叫住謝緒愷說：“老師，能不能為我們補補課？”這句話讓他熱血沸騰，冒著被打成“反革命”的風險，在由幾個學生輪流“放哨”的宿舍里，謝緒愷開始給學生們補課，成了文革期間學校“復課第一人”。

1994年，理學院剛剛組建，各項工作千頭萬緒。69歲的謝緒愷懷著感恩之情，老將出山，在學校最需要的時候，走上了理學院首任院長的崗位。這位早可以退休在家、含飴弄孫的老人每天早早來到辦公室，披星戴月回到家中，認真思考并規劃著理學院的未來。

謝緒愷非常注重人才引進，方肇倫院士就是他任理學院院長期間引進的優秀專家。他認為“站得高才看得遠”，倡導大力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，使理學院形成了用高水平科研成果反哺教學的傳統。

對學校強烈的責任感，讓謝緒愷迎難而上。夙興夜寐的汗水，滋養出明艷的花兒。明確“建設一流理科，支持一流工科”的辦學目標，力促物理學、化學等基礎學科獲得長足進展，十幾位資深教師榮升博士生導師……短短三年的時間里，謝緒愷帶動著理學院逐步進入良性運轉的軌道。

成名師者，必有大愛。2015年，已年屆90的謝緒愷，深感現行高等數學教材內容偏重演繹推理，學生學習起來倍覺吃力。他有一個樸素的心愿：寫一本接地氣的高數參考教材，讓學生盡快地手握“高等數學”這塊工科“敲門磚”。

“如果說數學專業的學生學數學是‘鑄劍’，那么其他專業的學生更需要‘用劍’。作為一名老教師，想到許多學生還沒有拿下高數這個‘攔路虎’，心中總覺得不安。”

手寫22萬字書稿，手繪100多張圖表，10余次校稿……2016年12月，《高數筆談》出版了，雖然只有184頁，卻讓人感覺沉甸甸的。

“我的《現代控制理論》課就是謝老師教的，學生時代我總去請教他，他對學問精益求精，對學生滿腔熱忱，一直是我的榜樣。”中國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教授對謝緒愷教授心系學校、心系學生的情懷充滿了欽佩之情。

這本書出版后，謝緒愷把全部的稿酬都用于購買這本書，贈送給學生、同事和同行們，還為學生們在書上題寫了“自強不息，知行合一”的校訓。

校黨委書記熊曉梅在謝緒愷教授《高數筆談》贈書儀式上表示，謝緒愷老師用自己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，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你擁有多少，而是在于你付出了多少。在“雙一流”建設的進程中，東北大學需要很多支撐，但最重要的就是像謝老師這種甘于奉獻、執著守望學校和學生的精神支撐。